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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usdt充值(www.caibao.it):辛德勇谈《罗氏墓志》的纪时②|说“年”话“载”

原题目:辛德勇谈《罗氏墓志》的纪时②|说“年”话“载”

“年”与“载”

俗话说“欲壑难填”。这又道又仙的“天宝”年号这么祥瑞,也没能彻底知足唐玄宗得道成仙的欲望。刚刚过了两年,到第三个年头刚开头那一天,李隆基就又弄出了新花样,史载这一天玄宗宣布“改年为载”。

什么意思?就是从今以后,管“年”不叫“年”了,叫“载”。实在这话我们现在也常说,好比“一年半载的”、“十年八载的”什么的。据《尔雅》记述,昔人在表述相当于“年”这个时间单元时,是有岁、祀、年、载这样几个术语,即“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夏、商、周这“三代”的名称人人都看得懂,而所谓“唐虞”的本义是指由神尧与圣舜划分统治的唐国和虞国,这里则用以并指尧帝和舜帝,亦即夏朝之前的尧舜时代。

由此看来,唐玄宗放弃长久以来众人习用的“年”而改用“载”字来示意年岁,首先是想要借助尧舜的神圣性来为自己祈福。唐玄宗在改变年份称谓的诏书里说“历观载籍,详求前制,而唐虞焕乎可述,是用钦若旧典,以叶惟新,可改天宝三年为三载” ,即已直接讲明晰里这层意思。再说唐高祖李渊另有“神尧天子”的尊号 ,彼尧是尧,此尧也是尧,这同时也能加重了李隆基再造大唐的功业。

不外若仅仅由于尧舜在世俗意义上的神圣性就这样改“年”为“载”,则似乎又与其尊崇玄门的宗旨不甚契合。五代时人杜光庭撰《道德真经广圣义》,在叙述尧舜在玄门信仰系统中的职位时讲道:“《道学传》云尧为太微真君,舜为太极真君。” 。这《道学传》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 ,作者和时代不详,清人姚振宗以为应属南朝陈人马枢的著作 。不管怎样,总在唐玄宗之前良久,因而唐玄宗对尧舜二帝应持有同样的看法,即把尧舜二帝都视作玄门的神祇,这样改“年”为“载”也就增重了“天宝”这一年号原本的寓意。

唐玄宗来这样体现其美号的愿望,看起来似乎妥妥当当,一切都很顺溜,但从天文历法的科学性上讲,却并不十分合理。前引《尔雅》对种种年份词语的注释,把“唐虞曰载”一语排在“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这些话的后头,时间顺序倒错,显得很不自然。《尔雅》原本只是一部训诂书,前后累积很长一段时间才抄撮成书。从而可知“唐虞曰载”这句话应是较晚时期续增的内容,以是才会泛起这样的时间错位征象。

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形是,“岁”、“祀”、“年”诸语,都见于上古时期确实可信的原始史料,因而可以确认这些词语都是上古时期现实使用过的时间单元,而“载”仅见于其信实性和著述时代都充满争议的《尚书·尧典》(古文经学家即称《尧典》为《唐书》),情形显得对照玄妙,故人们自有理由嫌疑这一词语未必真的曾经应用于上古社会。

不外从另一方面看,《尚书·尧典》再晚也应该是一篇战国时期的文献,就是再怎么晚也晚不外战国时期,其中记述的包罗“载”在内的种种史事和看法,大多也应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基于这样的思索,我想借助这个机遇和人人交流的是,若是我们把“载”这一词语作为一种古代的天文历法看法来看,那么,它表述的事实应该是什么涵义呢?

“载”的本义很简朴,翻译成大白话讲就是用车拉着。人人看下面褚少孙补《史记》中的一段话,或许能够给我们以主要的启发:

放在这样的语境下来看所谓“堪舆家”,既然是一种择日之术,当属“选择家”范围 ,其法式自然同后世择取阴宅阳宅的风水家差异。既要择日,一定要依托于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则,这样看来,至少其中的“舆”字就很可能是用来表征日行之车。观唐贾公彦《周礼疏》引述的“堪舆”内容,正皆属天文星度之事 ,这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上述推论。

扬雄《甘泉赋》在形貌汉成帝郊祠甘泉泰畤之行的仪仗时尝有句云:“于是乃命群僚,历吉日,协灵辰,星陈而天行,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投军,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魖而抶獝狂。” 这段内容,主旨是讲汉成帝此番吉日灵辰出行的阵势,像在天庭巡行一样平常,让招摇与泰阴听从呼吁,钩陈星官护卫。

其中“属堪舆以壁垒”这句话,应该是讲在其行道两旁列置壁垒(壁垒为星名,见[清]孙志祖辑《文选李注补正》卷一,《甘泉赋》在此乃一语双关),以为警跸,赖以击笞沿途的鬼魅,保障“堪舆”平安通行。前人注释“堪舆”一词,或谓之曰“天地总名”,或释之为“造图宅书”之“神名” ,但若把这些注释还原到扬雄《甘泉赋》本文当中,无论怎么讲,都窒碍难通。

《淮南子·天文》在讲述北斗之神和太阴(即《甘泉赋》所云“泰阴”)运行状态所表征的阴阳数术时也提到了这种“堪舆”,乃谓“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唐人李善注释《甘泉赋》,引述东汉许慎注释《淮南子》语,谓“堪,天道也;舆,隧道也” 。抛开“隧道”这个完全不符合上下文意的注释不谈,许慎释“堪舆”之“堪”为“天道”,不管他的本意是什么,借用过来,倒是能够对照顺畅地注释“堪舆”这个术语的涵义——即“天道之车”。

这样的明了虽未必十分贴切,但核诸当日语言环境,应该差之不远,即若是以这个“天道之车”来训释“堪舆”二字的基本涵义,将其重置于上述三个现实的用例里去看,我以为无论哪一个都是很契合的。不管所谓北斗之神,照样太阴或者泰阴,实质上体现的都是太阳的视运动,也就是地球的公转历程,扬雄在《甘泉赋》里对汉成帝出行的对比,实质上也是把他对比为天上移行的太阳。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明了,所谓“堪舆”现实上相当于载日巡行的天车。

好了,现在回到我们叙述的主题上来,由这样的“堪舆”来推论“载”字的语义,就可以把这个“载”字解作“堪舆”巡行的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在严酷意义上讲,就是现在所说的一个“阳历年”,这也就是《尚书·尧典》里讲的“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不外唐朝人过的已经是现在世俗社会所习惯的“中国年”,即以太阳视运动的一个完整周期为基础,为保证每一个详细日期同月相的对应性,积月成年,从而使得每一年都成了不三不四的年。我们可以把这种不三不四的“中国年”称作“阴阳夹杂年”:其平年比尺度的年短,加入闰月的闰年又比正常的年长。以是,就这个“载”字初始的天文历法意义而言,在唐代以“载”名“年”并不贴切,唐玄宗想要行使的只是它的政治象征意义。

凭据我很不成熟的推测,这种“中国年”应当发生于西周时期,是所谓殷周之际社会大变化的一项主要组成部门(关于殷周之际这场社会大变化,请参见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周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的纪录 ,或许其所谓“制正朔”云云讲的就是最先在商人的阳历年里嵌入朔望月,从而才形成谁人不三不四的“中国年”。关于这些内容,我在《辛德勇念书随笔集》的《天文舆历法》分册里已经有所论述,感兴趣的同伙不妨找来看看。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眼前面提到过的武则天改元“载初”那件事儿。我在前边讲到,武则天是通过这次改元来昭告天下其兴周废唐的政治变化,而凭据适才我做的注释,这“载初”之“载”的涵义应当同唐玄宗以“载”名“年”的“载”字一样,故“载初”即如云“年头”,即初始行年。什么意思?就是武周初元啊,如上所述,那时是“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武则天在接下来的“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的时刻 ,就照样在载初元年!也就是说,武则天本已拿定主意要把这载初作为武周的第一个年号,以是才会有这番改易李唐“正朔”的行为。须知改“正朔”的政治变化意义是比改年号更大、也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只是武氏厥后主意又变,新定了个“天授”的年号。这样看来,武则天的“载初”也就像唐玄宗的“开元”一样,都意在显示其开拓新纪元的心志,只是武则天是在李唐旧朝的基础上开拓武家新时代,而唐玄宗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让天下重归于旧轨。

《罗氏墓志》中的纪年问题

下面来谈一下“天宝五载景戌”和“天宝六载丁亥”这两个时日中的甲子。

首先,“景戌”就是“丙戌”。其易“丙”为“景”,是由于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名叫“李昞”,故在唐朝昞、丙、炳、秉诸字皆因避忌而改易为“景”。由于天干“丙”字是纪年数日的常用字,掌握这一知识,对我们通过纪时铭文来辨识唐代的文物文书会很有辅助。

其次,像“丙戌”和“丁亥”这样的纪年形式,称作“甲子纪年”,一旦形成,就连绵不断地一年接着一年连续下去。问题是中国古代从什么时刻最先接纳这种纪年形式,现在还不易说得十分明了。以清人顾炎武和近人董作宾、陈遵妫等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我推断这种形式乃肇始于新莽时期,在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始普遍施行。这一看法,被我写在《建元与改元》的下篇《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当中,感兴趣的同伙可以找来参看。

凭据顺序,接下来谈谈“律中姑洗”和“律应夹钟”这两个短语讲的是什么意思。这是昔人把乐律里的十二律同十二月相配合并用以示意月份的一种纪时形式,对照系统的纪录,见于吕不韦组织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在《吕氏春秋》中,我们可以看到,“夹钟(钟)”是仲春之月亦即二月所对应的音律,书作“律中夹钟”;而“律中姑洗”则是与季春之月亦即三月对应的音律 。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明了,《罗氏墓志》中“律中姑洗”指的是三月,而“律应夹钟”则是指二月(请注意:所谓“仲春之月”和“季春之月”同二月、三月并不完全相同,前者狭义上指的是天文月,后者是我们人人所熟悉的朔望月)。

紧继“律中姑洗”和“律应夹钟”的两组短语,划分是“日在胃”和“日在奎”,这是用同月份对应的二十八宿来表述月份。其对照系统的早期纪录,也见于《吕氏春秋》。凭据《吕氏春秋》的纪录,“日在胃”是指三月,“日在奎”是指二月 ,这同上面讲的音律纪月也是相匹配的。

二十八宿纪月法之下的“建壬辰”和“建癸卯”,同样照样在记述月份,这用的是以干支纪月的方式,这可以径称作干支纪月法。所谓干支纪月法源自十二地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十二辰纪月法,在《淮南子·时则》中对这种十二地支纪月法或十二辰纪月法有系统的记述。这种干支并用的纪月方式,大致即起源于唐代 ,敦煌发现的唐人历书,即多载有这种纪月方式。现依据乾隆天子《钦定协纪辨方书》的纪录,将干支月的基本设置方式列表如下 :

《罗氏墓志》中的“建壬辰”属丙戌年,故对应于上表横列中的“丙、辛”一列,值三月;“建癸卯”属丁亥年,故对于上表横列中的“丁、壬”一列,值二月。这也同前面的十二音律纪月与二十八宿纪月的月份相同。

在用这么庞大的方式载述月份之后,下边的“癸丑朔”和“丁未朔”,是指这两个月份的朔日,也就是月朔。这也划分同天宝五年三月和天宝六年二月的历法相合。纪日时先记该月朔日再记详细日子的干支,这本是秦汉以来通行的纪时方式,而昔人碑版文字更“月必谨朔,此通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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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墓志》这两条纪时文字的最后一组干支,即罗氏的卒日“丁巳”与其葬日“己酉”,是用干支的形式来纪日。若用日序来示意,是罗氏卒于天宝五年三月初五,埋葬的时间则是天宝六年二月初三。像这样以干支纪日,至迟从殷商时期起就是云云,而且这种纪日干支连绵不断,直至今日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十二音律纪月法,二十八宿纪月法,照样干支纪月法,其原初语义,都不是表记所谓“中国年”的月份,即与我们人人现在熟知的这种对应于月相的朔望月毫无关系,它指的是中国古代“阳历年”(或可谓之曰“太阳年”)里的“天文月”或“干支月”。关于这种“天文月”或“干支月”最早的系统纪录,见于《吕氏春秋》,今后又被《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所沿承,感兴趣的同伙可以去看2020年8月我在上海书展上的讲演稿《西边的太阳——秦始皇他爹的太阳年》。可在这方《罗氏墓志》里,这几种纪月方式所对应的却是“中国年”里的朔望月,是把两种差异的月份强捏在统一个系统内,即以彼月作此月,这是民间应用历程中发生的变形,差不多对付着用;再说反正是糊弄鬼的事儿,不必太较真儿。

最后再附带谈一下罗氏卒日和葬日记述中“土满”和“土破”这两项数术用语。虽然从严酷意义上讲,它并不属于科学的天文历法知识的范围,但在昔人的现实应用中又确实同天文历法融为一体;甚至这些内容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门。

首先是罗氏卒日的“丁巳土”和葬日的“己酉土”。这两个“土”字,都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的“土行”,但这个“土”字在这里并不是直接表述五行之“土”,而是五音中的“土音”。不外所谓“五音”的设定和解说,乃是直接基于五行看法。

五行与五音的密切联系,在《汉书·艺文志》五行家下著录的《五音奇胲用兵》、《五音奇胲刑德》和《五音命名》诸书中就可以清晰看出,而《文子》所说“天有五方,地有五行,声有五音”乃直接表述了这种联系 ,至于《灵台秘苑》中“五音者,五行之音也”这样的话,就加倍清晰地址明晰五音派生于五行的情形 。

五音与干支纪时系统相匹配以“知人年命之所在”,也就是用以看一个人的命相,这最早见于《抱朴子·内篇》引述的汉魏间人撰《玉策记》及《开明经》。依据《抱朴子·内篇·仙药》的纪录,在中国古代占筮家的看法中,五音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如下:

其与纪时干支的详细搭配关系如下:

表中“三言”、“五言”、“七言”、“九言”云云,是指统一行内某一地支距第一行中统一地支间天干相距数目,如“三言征”行中的“甲辰、甲戌”和“一言征”行内的“丙辰、丙戌”,由“甲”至“丙”,距离的数目为三。其余依此类推 。

凭据唐前期人李淳风的《观象玩占》,我们可以领会到在唐人的占筮实践中,是把上述干支搭配做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表述 :

另外,在明人汪机的《运气易览》卷三载有一幅《五行纳音之图》,加倍形象地体现了李淳风《观象玩占》所纪录这种纳音方式。借用这幅图,我们可以更为便捷地明了《罗氏墓志》纪时文字所体现的纳音意义:

明嘉靖程鐈刊本《运气易览》之《五行纳音之图》

对照上图,我们可以看到罗氏故去的“丁巳”日和被埋葬入土的“己酉”日,其表述五音的五行,都是“土”。前面费很大气力讲了那么多话,听起来似乎也很玄虚,可我要告诉人人的结论,就这么简朴。固然在数术家眼中,这金、木、水、火、土不管是作为五行照样作为五音,都是有其特定寓意的。

那么,除了那时人所尊信的数术看法之外,在一样平常的纪时意义上,《罗氏墓志》中这种纳音的记述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任何价值了呢?至少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并不完全云云。譬如,若是“丁巳”或“己酉”这两个干支的部门字划有所泐损,那么,依据上述干支与纳音的对应关系,是可以辅助我们回复原本的文字的。

其次是罗氏卒日“丁巳土满”和葬日“己酉土破”中的“满”、“破”二字。这两个字,是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这一组建除家(阴阳数术的一种)术语中的两个,而这十二个一组的建除家术语、亦即后世所谓建除十二直是同纪时十二辰、也就是十二地支相对应的。这在《淮南子·天文》中本有明确的纪录。只管其并未逐一枚举十二月建的所有情形,只是以建寅为例,做了详细的说明,但凭据月建设定十二建除的纪律简朴清晰,据此照样能够推定其他十一个月建的建除设置情形,即如下表:

表中所谓“月建”,是指《淮南子·时则》中提到的那种以“招摇指寅”等表述的“天文月”或唐代以干支纪月的“干支月”(如“建寅”之月即“孟春之月”,“建卯”之月即“仲春之月”,“建辰”之月即“季春之月”,依此类推,别详拙稿《西边的太阳——秦始皇他爹的阳历年》),而表格最上一行的寅、卯、辰、巳等十二辰或十二支,则是逐月之下纪日的地支。

在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简册中,我们看到一份《秦除》表,载录了秦人通行的建除十二直设置方式,其详细做法同我在上面依据《淮南子·天文》体例的表格完全相同,只是其中个体建除术语的用字,同《淮南子》略有差异。如“执”书作“挚”,“破”书作“柀”,这都是早期写本固有的征象,不必管它。不外在这份《秦除》表中建除十二直的“满”被书作“盈”字,这倒应该是其初始的本字。盖汉惠帝名“盈”,《淮南子》以下的“满”字应是为回避惠帝名讳而更改。固然透过这份《建除》表我们看到这种建除设置方式更早的渊源。

睡虎地秦墓出土《建除》 简册(据该书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

前面已经谈到,《罗氏墓志》去世的“建壬辰”之月是指三月,而她被下葬的“建癸卯”之月是指二月。这个表上的“建辰”之月现实上包罗所有的五种“辰月”(见前线干支纪月表),不仅“壬辰”而已。盘算这个月内每一个干支所对应的详细建除,就是从辰日最先将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依次数起。罗氏离世的丁巳日为满日,这同建辰之月的情形不符,由于若是建辰之月,丁巳应属除日。

我想这是墓志誊写者强自藉用原本是表述天文月或干支月的“建壬辰”来体现朔望月的三月所造成的扭曲状态,若把这个丁巳日看作是上一个干支月辛卯月(仲春之月,亦即二月)的实况,就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了。我讲的这种作为天文月或干支月的季春之月亦即三月,是以清明作为该月起点的。我们人人都知道,清明节通常都是在公历的4月5日,纵然有所收支也不外前后一天时间而已,而这一年朔望月的三月癸丑朔日(即三月月朔这一天)为公历3月27日,以是这个作为初五的丁巳必在仲春之月末尾而尚未进入季春之月。可见情形正如我的推测,《罗氏墓志》并没有写错。

厥后强制唐玄宗退位做太上皇的肃宗李亨,在上元二年九月“去年号,但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月皆以所建为数(名)” ,即以建子月、建丑月、建寅月、建卯月等作为月名,而现实的月份却仍是朔望之月 。这种情形,更显示出唐廷内外把天文月或干支月同朔望月混为一体的普遍性。

至于罗氏下葬的二月己酉,因其月建为卯,故正值此月破日,《罗氏墓志》纪录的“土破”合乎通行的礼貌(即这个二月己酉正在天文月或干支月的仲春之月月内,这个日子所在的天文月或干支月与朔望月两相重合)。

这十二建除术语固然也寄寓有特定的数术语义,这在前面出示的《秦除》简册里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淮南子·天文》也有所叙述。另一方面,同前面讲到的纳音注记一样,这种建除术语,对历史研究者也具有间接的纪时意义。原理都是相同的,我就不再赘述了。

上面就是我行使社会上很多人热切关注《罗氏墓志》的这个机遇,借助这方墓志所涉及的内容,向列位体贴古代历史的同伙简朴先容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不外我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所知有限,有些知识可能还不够准确,若是讲得纰谬,就请人人不必虚心,直接指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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